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在《金瓶梅》中，狄斯彬出现于四十八回、六十五回。四十七回叙述，苗天秀员外被家人苗青与船家陈三、翁八同谋杀害，小厮安童告到清河县提刑院，西门庆受贿，包庇苗青，只将陈三、翁八问成斩罪；四十八回续写安童投状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管孝序处，曾御史“取笔批仰东平府府官，从公查明，验相尸首，连卷详报”，接云：府尹胡师文见了上司批下来，慌得手脚无措，即调委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本贯河南舞阳人氏，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同事糊突，人都号他做“狄混”——明文下来，沿河查访苗天秀尸首下落。也是合当有事。不想这狄县丞率领一行人，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正行之际，忽见马头前起一阵旋风，团团不散，只随着狄公马走。狄县丞道：怪截！遂勒住马，令左右公人：你去随此旋风，务要跟寻个下落。那公人真个跟定旋风而来，七八将近新河口而止，走来回覆了狄公话。狄公即拘了里老来，用锹掘开岸土深数尺，见一死尸，宛然颈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检视明白，问其前面是那里？公人禀道：离此不远，就是慈惠寺。县丞即令拘寺中僧行问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儿，见一死尸从上流而来，漂入港里，长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为何而死。县丞道：分明是汝众僧谋杀此人，埋于此处，想必身上有财帛。故不肯实说。于是不由分说，先把长老一箍、两桚、一夹、一百敲，余者众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狱中，回覆曾公，再行报看。各僧皆称冤不服。曾公寻思道：既是此僧谋死，尸必弃于河中，岂反埋于岸上，又说干碍人众，此有可疑，因令将众僧收监[[1]]。后来，安童认出死尸正是其主人苗员外，曾御史复审问陈三、翁八，供出苗青主谋，“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下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写本参劾提刑院两员问官，受赃卖法”。但并未追究“同事糊涂”的阳谷县县丞狄斯彬的责任。到了六十五回，狄斯彬再次出现，已然是以阳谷县知县身份，赴西门庆府上“吊问”李瓶儿丧了，书中写道:那日午间，又是本县知县李拱极、县丞钱斯成、主簿任良贵、典史夏恭基，又有阳谷县知县狄斯彬，共五员官，都斗了分，穿孝服来上纸帛吊问。西门庆备席在捲棚内管待，请了吴大舅与温秀才相陪，三个小优儿弹唱。“彬”，“词话”本作“朽”，显为写刻之误。这类错误在“词话”本中是很多的。两度出现在《金瓶梅》里的狄斯彬，与见于《明史》的狄斯彬，姓名完全相同，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经过查考与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并非巧合，而是《金瓶梅》作者有意识地把一个明代人的真实姓名写进了他的小说里。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小说中的狄斯彬与《明史》中的狄斯彬固然不能等同，却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明史》里，狄斯彬与马从谦、孙允中并附《杨允绳传》后。三人之中，所记以马从谦为主。谓马从谦字益之，溧阳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官光禄寺少卿时，奏发提督光禄寺太监杜泰“乾没岁钜万”，杜泰“因诬从谦诽谤”嘉靖。又云：巡视给事中孙允中、御史狄斯彬前奉，如从谦言。帝方恶人言醮斋，西从谦奏颇及之，怒下从谦及泰诏狱。所司言诽谤无左证，帝益怒，下从谦法司。以允中、斯彬*庇，请边方杂职。法司拟从谦戍远边，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时三十一年十二月也。而泰以能发谤巨罪，宥之。……允中，太原人，后屡迁应天府丞。斯彬，从谦邑人[[2]]。此谓狄斯彬为“从谦邑人”，即溧阳人。“溧阳”有二，一在江苏省，明代属应天府；一在河南省，明代属南阳府。狄斯彬与马从谦，曾为江苏溧阳人。检嘉庆《溧阳县志》，其《人物志·宦绩》载:狄斯彬，宇文仲，……嘉靖二十六年登进士第，授行人，擢御史。(据旧县志)会光禄少卿马从谦以奏论中官杜泰乾没光禄银，坐诽谤；斯彬劾泰，如从谦言。竟下从谦法司，而谪斯彬边方杂职。(据《明史·杨允绳传》)得宣武典史。寻擢南京兵部主事，日本入寇，陪都震惊，斯彬面陈方略于某尚书，江上藉无恐。继而备兵荆、湖间，……擢本省参议。致仕归，修辑家乘，别撰《山居野志》，实即县志也。其赋役门，首斥四司重复之税，并东西南北乡科敛不均。所驳正，一准巡抚欧阳铎书册。万历三年，应天府尹汪宗伊见此书，乃毅然照旧改派，……实有功一邑云。……(据旧县志及锺于序所作《釐弊实迹》)祀乡贤[[3]]。狄斯彬的生平行实，至此大致清楚了。原来，他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御史时，继马从谦之后，劾提督中官杜泰，被贬为宜武典史；后擢南京兵部主事，继而“备兵荆、湖间”(据乾隆《湖广通志》，任分巡下湖南道[[4]]），升湖广参议，致仕归里。《溧阳县志》
县志此传述及万历三年汪宗伊见狄氏所撰《山居野志》，详其语气，似为狄氏卒后之事，故狄氏大约是嘉、隆间人，卒于万历初。又，《溧阳县志·艺文志》列狄斯彬著述四种，除《山居野志》八卷外，还有《地理正传》八卷、《稽命集》十卷及《明律诗钞》[[5]]。狄氏这四种著述，今皆未见。把《明史》《溧阳县志》记载的狄斯彬，与《金瓶梅》描述的狄斯彬相比较，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嘉隆间人狄斯彬曾被贬为宣武典史，而小说中的狄斯彬首次出现时恰为阳谷县丞。在明代，县丞是县的佐贰官，地位略高于县的属官典史，但一些事简的县往往不设县丞及主簿，而由典史兼管其职务,嘉隆间人狄斯彬的贬谪地宣武，位于“边方”[[6]],应属于不设县丞的县，其典史实际上即为县丞。因此，如果说“阳谷县丞”从“宣武典史”而来，《金瓶梅》中的狄斯彬与嘉隆间人狄斯彬有关系，该是符合事实的。二是狄斯彬的籍贯本为江苏溧阳，小说却写他是“河南舞阳人氏”。这究竟是《金瓶梅》作者对狄斯彬的籍贯不很清楚而出现的错误，还是他有意虚虚实实，予以变动的呢？看来，后一种可能性大些。但为什么偏偏说是“河南舞阳”，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呢？前面说过，“溧阳”有二，一在江苏，一在河南，小说作者将狄斯彬的籍贯从江苏换成河南，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而且，很可能作者原本写作“河南溧阳”，传抄、刊刻者因不知“溧阳”有二，误将其改为“河南舞阳”了。三是小说关于狄斯彬人品的描述，同《明史》、《溧阳县志》对狄斯彬的记载,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合之处。小说谓斯彬“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这以说同史、志的记载是一致的。但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具体描写，却以嘲笑和讽刺的笔墨，表现其“问事糊涂”，错把无辜者当成了杀人凶手；“穿孝服”给李瓶儿吊丧，并在西门庆家捲棚内坐席，听“三个小优儿弹唱”。这些具体描写给人的印象，显然同史、志对狄斯彬的记载与评价不一致。小说作者把这些讽刺性的描写，安放在确有其人的狄斯彬的名下，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那么，这到底是对嘉隆间人狄斯彬另一面的真实反映，还是对其人的歪曲描写呢？如果以史、志的记载与评价来衡量，自然可以认为这是对狄斯彬的歪曲描写。可是，史、志的记载与评价或许并不全面，我们对嘉隆间人狄斯彬的了解毕竟还不够深入,因而对上述问题，还难以做出明确的回答。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表明《金瓶梅》作者对嘉隆间人狄斯彬是相当了解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就为进一步探考《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金瓶梅》中出现狄斯彬这个人物，对于判断小说的成书年代，具有更为明显、更为直接的意义。首先，《金瓶梅》作者将嘉隆间人狄斯彬写入小说里，自应在其成年并为人所知以后，故《金瓶梅》成书不会早*靖二十六年，即狄斯彬成进士那年。再看，《金瓶梅》写狄斯彬为“阳谷县丞”，实与狄斯彬曾贬滴“宜武典史”有关，而据《溧阳县志》所记，狄斯彬贬谪宜武典史一事，应在嘉靖三十一年，因此可以断定，《金瓶梅》成书必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后。换句话说，《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可定为嘉靖三十一年。附带说明，《金瓶梅》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乃初刻时他人所补入，不能作为讨论小说作者与成书年代的依据，而狄斯彬并非出现在这几回里。同样，下面要谈的《金瓶梅》中另外两个明代人，也不是在这几回里出现的。《金瓶梅》六十五回，同时提到了韩邦奇和凌云翼这两个真名实姓的明代人。在这回书里，写钦差六*太尉到淮上“迎取卿云万态奇峰”，过山东时，地方官员依次参见：为首的就是山东巡抚都御史侯蒙、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参见，太尉还依礼答之；其次就是山东左布*龚共、左参*何其高、右布*陈四箴、右参*季侃、左参议冯廷鹄、右参议汪伯彦、兼访使赵讷、采访使韩文光、提学副使陈正汇、兵备副使雷启元等两司官参见，大尉稍加优礼，及至东昌府徐崧、东平府胡师文、衮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甲、莱州府叶迁等八府官行所参之礼，大尉答以长揖而已。……这一长串名单，有的真名实姓，确有其人；有的名姓皆虚，确无其人。而在真名实姓者之中，宋人居多，但也有明人如韩邦奇、凌云翼。正因为真伪相间、宋明混杂，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夹有韩邦奇和凌云翼这两个明代人。凌云翼仅见于这一回，韩邦奇则在七十七回里又提到了一次。七十七回写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奏本，“循例举劾地方文武官”，中云：又访得……徐州府知府韩邦奇，志务清修，才堪廊庙；……此数臣者，皆当荐奖而优擢者也。《金瓶梅》对韩邦奇与凌云翼都无具体描写，但小说提到他们这一事实，对于探讨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已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韩邦奇和凌云翼，在明代都是有名位的人物，传记材料比较丰富，除《明史》本传外，还散见他书。今就与本文有关者，分别引述一些材料,加以讨论。《明史》
《明史·韩邦奇传》云：韩邦奇，字汝节，朝邑人，登正德三年进士，除吏部主事，进员外郎。六年冬，京师地震，上疏陈时*阙失，忤旨，不报。……黜为平阳通判。迁浙江佥事，辖杭、严二府。……时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为镇守，……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请禁止，又数裁抑堂。邦奇闵中官采富阳茶鱼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四格上供，作歌怨谤。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救，皆不听，斥为民。嘉靖初，起山东参议，乞休去。寻用荐以故官莅山西，再乞休去。起四川提学副使，入为春坊右庶子。七年，借同官方鹏主应天乡试，坐试录谬误，谪南京太仆丞，复乞归。起山东副使，迁大理丞，进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入佐院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命与山西巡抚任洛换官。……居四年，引疾归。中外交荐，以故官起督河道。迁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拜南京右都御史，进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致仕归。三十四年，陕西地大震，邦奇陨焉。赠大子少保，谥恭筒。……[[7]]本文所谈《金瓶梅》中的三个明代人，以韩邦奇生年最早,并最为世人所重。朱国桢在《涌幢小品》里记述：韩邦奇在浙江被逮，押赴北京，途经山东鲁桥，官校谒“猿仙神”庙时，“神”告诫他们“小心待之”，满口称赞韩氏“好官、好人”，说“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镇守无天理也”，又谓京中“科道部寺，无一人不惜其枉”[[8]]。所记大概是流行于山东的民间传说，可见韩氏的确深得人心。钱谦益也曾说过:“汝节奇伟倜傥，谈理学，负经济，海内称苑洛先生。[[9]]”这样一位民呼“青天”、士称“先生”的人物，出现在《金瓶梅》里，并得到“志务清修，才堪廊庙”的赞誉，可以说表明了作者的进步倾向。至于小说写韩邦奇为“徐州知府”，虽与韩氏仕历不合，却是事出有因的。盖据本传，韩邦奇曾先后两次在山东做官，一次为参议，一次任副使，都是嘉靖间的事。《金瓶梅》的作者应当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他之所以不据实写来，一方面是没有这种必要，一方面恐怕也为了避免过于显露。已经用了真名实姓,就在小说内容许可与要求的范围内,从官职、籍贯等方面多少做些变动。韩邦奇的仕历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晚年为官南京，由右都御史升兵部尚书，并参赞机务。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所载，是在嘉靖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间[[10]]。这个问题，下面谈凌云翼时再一并说明。关于凌云翼，《明史》本传云:凌云翼，字洋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庆中，累官右都御史，抚治郧阳，……万历万元年，进右副都御史，迅抚江西。三迁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务，代殷正茂。……寻进征罗旁，论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为戎*尚书，以病归。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诏夺官，后卒。云翼有干济才。罗旁之役，继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11]]。此传对凌氏嘉靖间仕历叙述太简，对其“家居骄纵”之事，亦语焉不详。我从方象瑛《明史分稿残编》中，复检得《凌云翼传》一篇。经对照，《明史》本传即据方氏拟稿删削改定。现将方氏所撰《凌云翼传》中两段文字，摘录于此，以补明史》本传之阙略。其一，述凌氏在嘉靖、隆庆间的仕历云：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郎中，出为浙江佥事，屡迁至江西左参*。连丁父、母忧。服阕，上疏言苏松财赋，……请专设御史督理水利。诏是其言，命巡盐御史兼之。是岁，补山东右参*。升浙江按察使，再迁至山东左布*。管密云兵备，以疾请告归。隆庆末，起河南右布*，未任。升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12]]。其二，记凌氏“家居骄纵”事曰：云翼家居颇宽纵。(万历)十五年，家人以争产殴诸生章士伟至死。诸生谢云翼申论，复箠辱张天辅等数人，元辅忿极自缢，吴人为之罢市。提学御史詹事讲疏论，给事中徐桓、御史陈奇模复连章劾之。下抚按，案实，革职闲住[[13]]。前一段文字述及，凌云翼曾两次为官山东，先任山东右参*后为山东左布*。惟均未明言是在哪年。今在《明史·河渠志》载：(嘉靖)四十五年，参*凌云翼请专设御史督苏松水利，诏巡盐御史兼之[[14]]。由此得知，方氏所记凌云翼“上疏言苏松财赋”事，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因而，下文“是岁补山东右参*”之“是岁”，亦为嘉靖四十五年，即嘉靖朝的最后一年。至于凌云翼“再迁至山东左布*”，自然是在隆庆年间了。弄清楚凌云翼为官山东的时间，对于考证《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金瓶梅》写凌云翼为“兖州知府”，应如写韩邦奇为“徐州知府”一样，是以其曾经为官山东做蓝本的。现在既然知道凌云翼第一次为官山东是嘉靖四十五年的事，那么，《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就不可能早*靖四十五年，而只能是在其后了。也就是说，《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可以进一步确定为嘉靖四十五年。总之，凌云翼出现在《金瓶梅》里这事实，实际上否定了小说成书年代问题上的嘉靖说，对万历说或者隆万说则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玉茗堂本《金瓶梅词话》
如果《金瓶梅》对凌云翼这个人物还有一些描述的话，我们将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用以探求小说的作者和成书的具体时间了。遗憾的是，《金瓶梅》作者只让凌云翼在参见六*太尉的行列中露了一面，既没有任何具体描写，也不曾表明其褒贬抑扬。在七十七回所写宋御史的奏本里，无论是举荐或弹劾的名单里，也都没有提到凌云翼。同小说对狄斯彬褒中有贬的描述、对韩邦奇的称赞豪扬相比较，作者对凌云翼实在是太冷落了。然而，作者对凌云翼不置一词、无所褒贬的态度，不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吗？从次云翼的传记中可以看出，此人仕途顺利，在万历间更飞*腾达，但“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晚年家居，纵容家人殴辱秀才至死，激起公愤，“吴人为之罢市”，御史、给事也连章弹劾，终于被革职夺官。对于这样一个既有公愤、又被朝廷削职为民的人，《金瓶梅》为什么反而不置一词呢？从全书总的倾向来看，对凌云翼这类人物，作者是每予讥刺、颇多贬斥的。正因为这样，小说对凌云翼无所褒贬的态度，就更使人感到奇怪了。对此，可以做出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即：《金瓶梅》是在凌云翼被革职夺官之前写成的，甚至是在凌云翼“以病归”之前写成的。当凌云翼尚居高位的时候，《金瓶梅》作者把他写进小说而不置一词，不也是表明了一种漠然视之、不屑言之的态度吗？如果《金瓶梅》写于凌云翼被革职夺官之后，就决不会仅仅示之以轻蔑了。据方象瑛所拟传稿，凌云翼约于万历十一年“以病归”，万历十五年被革职夺官。因此，《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可以定为万历十五年，甚至可以推前到万历十一年。在凌云翼的生平行实中，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即他与王世贞同里、同榜。两人都是太仓州人，又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不仅如此，他们还相继为郧阳巡抚，凌在隆庆末，王在万历初；而云翼官南京兵部尚书、工部尚书时。世贞曾在南京任应天府尹等。不用说，王世贞对凌云翼是很熟悉的。耐人寻味的是，前面谈到的狄斯彬也是王世贞的同年，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韩邦奇则在官南京兵部尚书时，对王世贞的另一位同年好友杨继盛十分器重，“尽以所学授之”[[15]]。对这两个人，王世贞当然也是很了解的。可以说，《金瓶梅》中出现的三个明代人，都是王世贞所熟知的。这些情况摆在面前，不能不便人重新思考王世贞与《金瓶梅》的关系。大家知道，《金瓶梅》的早期阅抄者谢肇淛、屠本畯，从不同的角度都曾说过，王世贞家藏有完全的《金瓶梅》抄本；明末清初以来王世贞又被普遍认为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少人还拉扯上《清明上河图》，渲染出世贞为父报仇而作(《金瓶梅》的故事。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吴晗先生著文，推倒了关于王世贞为父报仇而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同时否定了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此后，研究《金瓶梅》的人几乎都信从吴晗先生的结论，对王世贞作《金瓶梅》说，一概不予重视。其实，王世贞是否《金瓶梅》作者和王世贞是否为父报仇而作《金瓶梅》，本应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人往往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谈论，以致吴晗先生的文章也没有予以区别。我们赞成吴晗先生针对王世贞为父报仇而作《金瓶梅》的传说所给予的批驳和澄清，但同时认为，在王世贞是否《金瓶梅》作者的问题上，既不可轻易肯定，也不应贸然否定。《王世贞研究》郑利华著
现在，我们又获知王世贞和《金瓶梅》中出现的三个明代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多少是对王世贞作《金瓶梅》说的支持。当然，目前断言谁是《金瓶梅》的作者都还为时过早。在我们看来，探求《金瓶梅》的作者和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一样，都需要扩大视野，广开渠道，深入发掘，综合研究。这也是我们通过查考《金瓶梅》中的三个明代人，获得的一点启示。《金瓶梅》中出现的真名实姓的明代人，并不是只有狄斯彬、凌云翼和韩邦奇三位，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此外，《金瓶梅》中还有一些人物，他们的姓名也和某个明代人完全相同，但作者是否有意识地给这些人物取用了明代人的真名实姓，现在还难以确定。比如，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父亲叫陈洪，与隆庆年间司礼掌印太监陈洪的姓名一模一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明代居然还真有一位叫陈经济的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曰：“近日陈经济为湖州太守，酷恶鸦声，偶闻之，必痛笞其家人，遂目为‘陈老鸦’。[[16]]”这位外号“陈老鸦”的陈经济，字鸿宇，是河南禹州人，万历八年进士，任湖州知府在万历二十三年，后官至四川副使[[17]]。从时间上看，说《金瓶梅》中的陈氏父子用的都是明代隆万间人的真名实姓，并非不可能，但毕竟缺乏旁证，不宜遽定。姑记之于此，以俟高明论断。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改定
注释：
[[1]]见《金瓶梅词话》，下引录原文，均同，
[[2]]见《明史》卷列传97。又，马从谦奏发杜泰事，可参见《明世宗实录》卷。[[3]]见嘉庆《溧阳县志》卷11。[[4]]见乾隆《湖广通志》卷28。[[5]]见嘉庆《溧阳县志》卷15。[[6]]此处”宣武”应系汉代县名，其地约在山西境内。参见《中国地名大辞典》。[[7]]见《明史》卷、列传89。[[8]]见《涌幢小品》卷10“猴仙神”。[[9]]见《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韩参议邦靖”。[[10]]见《弇山堂别集》卷53、58、64。[[11]]见《明史》、列传。[[12]]见《明史分稿残编》，收入《振绮堂丛书二集》。[[13]]同上。[[14]]见《明史》卷《河渠志六》。[[15]]见《明史》卷、列传97《杨继盛传》。[[16]]见《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士绅怪癖”。[[17]]参见道光《禹州志》卷5。undefined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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