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History
故乡他乡春节忆旧
?孙家洲／文
丁酉春节，我出于挥之不去的思乡＋忆旧情结，在
年，我在故乡的老宅出生。我的故乡位于胶东半岛，当时的行*区划是山东省掖县东宋公社东宋村。年2月24日，掖县被撤销，改名为莱州市。东宋公社改名为东宋镇。进入21世纪，随着“乡镇撤并”的推进，原来的东宋镇、神堂镇被撤销，合并为虎头崖镇。我的出生之地东宋村，原本是公社（镇）的“治所”，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优势，居民曾经达到将近千户的规模，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村子。由于这次乡镇撤并，失去了基层*权“首府”的地位，村子迅速萎缩。我近年回老家，看到村庄落败的种种迹象，总是感到遗憾！
我的老家，坐落在优游山的东南侧，有“枕山为安”之势。按照传统的“风水之说”，属于“后有靠”的好环境。其实，这座优游山海拔仅仅米，不过是一个较大的丘陵而已。但是，它位于胶莱河平原区的地理单元之内，就显得相对高度不容小视了。说它是周围的第一制高点，是没有问题的。据说，附近的渔民驾船入海打鱼，返程之时看到的第一个陆地，就是优游山的山顶。父老相传，优游山的得名，来自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龙兴”之前游历山川时曾经到过我们这一带。在东宋村的西南三华里处有“大宋”、五华里处有“小宋”两个自然村，与东宋连为犄角之势，分布在优游山的阳面，似乎是以古村地名学的形式，默证着这片古老村落与宋王朝的某种关系。
东宋村的前辈人有着很强烈的“本土自豪感”。最经典的一个说法是“一京二卫三东宋”，意谓全国最有名的地方北京位列第一，天津卫位列第二，我们东宋村只好“屈居”第三了。当然，这个说法调侃、自嘲的意味很浓，但也不完全是开玩笑的。在乡人的观念中，周围方圆几百里内的人，如果有谁不知道我们的东宋村，那就属于“没有见识”。这里有个真实的案例：我奶奶（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有了姓名“冯玉兰”），七十年代末坐火车去兰州看望二儿子（我的二叔孙洪有），在潍坊火车站候车时，有位当地的女子来与我奶奶搭话，问老人家从哪里来。我奶奶很自豪地说：“东宋！”对方愣了一下，接话：“东宋？不知道。”我奶奶就反唇相讥：“一京二卫三东宋！东宋这么大的地方，你都不知道？看来你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我奶奶返乡之后，还把这件事当作一段“开导无知者”的佳话告知家人和左邻右舍，当时在场的人笑到肚子疼。
交代清楚了我的老家东宋村，再来说我们家的老宅，以及我记忆中老宅的春节往事。
（一）庭院深深红灯串串
民国时期，我们家在我们的东宋村是较为富有的家庭之一，有老宅，还有从事商业经营的“临街房”。我的父亲（孙洪善）、母亲（朱金菊）结婚是在老宅里面，我姐姐（孙家香）和我本人是在老宅里面出生的，我的孩提时代也是在老宅度过的。我八岁时，有了分家之事。我的爷爷、奶奶与三叔一家继续住在老宅里面，我的母亲则带着我们离开老宅，到了原来的“临街房”安身。不多久又对房子做了两次翻盖，此后我们就在改造之后的房子里面安身了。两处房宅相距也就是两百米左右，但是不论是房间的面积还是布局、规格，老宅都比我们母子在分家后居住的“临街房”要高出许多。所以，分家对于我们母子这个小家庭而言，有点接近于“放逐”。而我对于童年时代的春节的记忆，偏偏全都是集中在老宅之内！
这座属于我出生之地的老宅，坐北朝南，是三进的大院落，总长度至少也有八十米。没有错！我们家在土改的时候是被批斗的人家（详见下叙）。最外面是大车门，进门以后有一段路径，然后是影壁，绕过影壁，是耳屋，沿路再走，是南屋，进了南屋后才是宅院的核心：北方是正屋，左右有东西厢房，与南屋一道构成了“四合院”。其中，耳屋、南屋，都有一个穿堂间，也就是南北贯通的。从影壁到正屋之间的大门，是在同一条直线上，合计至少也有六十米。除夕的傍晚，爷爷带着我这个长房长孙，依次点灯（我们可是要说“掌灯”的），顺序是由外到内，为的是给回家过年的祖先神灵引路。我们家的灯有各式各样的形状，有宫灯，有长方形的，有正方形的，还有菱形的，分别挂在影壁的前后、耳屋南屋、庭院中心、正房的门口，南北纵贯成一条线，全是红红的灯笼！那个场景，对于孩提时代的我，真是壮观之极！终生难忘！
（二）春节的“禁忌与神秘”
在我儿时春节的记忆里，“禁忌与神秘”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祖辈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过年时不仅祖先神灵都来家过年，还有“百神下界”。百神，也包括并不善良的神灵在内。所以，过年的禁忌就不胜枚举。除夕的傍晚，在到大门之外的空阔处（各家都有固定的地方，每年不变）“请祖先”之前，有个重要仪式叫“撒尘”：凡是经行之处，都要在地面上铺上高粱秆或者是玉米秆。人行其上，发出声响，便于百神回避，不致和人撞个满怀。撒尘之前要把脏水、垃圾都倒掉，因为撒尘以后不能再倾倒任何垃圾之物。直到大年初三的早上“启尘”（也就是撤除铺设在地面上的高粱秆、玉米秆）以后，才可以向外处理各类生活垃圾。五更天对孩子们的“禁语”是相当严厉的。大人们除夕之夜不睡觉，忙活过年时种种神圣的程序，至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吃了年夜饭，就被安排睡觉了。到了子时，我们被从热被窝里面叫起来，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同时，母亲一定严厉叮嘱：“不许说话！”天气很冷，再加上那种特有的紧张和神秘感，我的牙齿都上下叩响，全身发抖。到了正间，要跟随长辈们给祖先上香和烧纸（也有忌讳，不能叫“烧纸”而只能叫“发纸”）。爷爷（孙辉章）也要压低声音严肃警告：“不许说话！”直到我长大成人以后，才知道禁止孩子说话的原因。据说，孩子有一种特异功能，带有“慧眼”，也就是能够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怪神灵。如果孩子们看到了再随口说出来，那就不好了。所以，大人们就对孩子们发出“禁言令”。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大人给解释，只是被警告“不许说话！”当然，大人们在春节期间特别是除夕一整晚间，说话也只能是说好听的话！禁忌，对大人同样有效。譬如不能说“完了”，只能说“好了”。“酒，喝好了吗？”“饭，吃好了吗？”——这就是：只说过年的话我们家就有一个“会说过年话”的老人家——我的奶奶！子时煮饺子以及吃饺子，是“过年”的重头戏。语言禁忌当然也就更多。有一年，我奶奶在掌锅下饺子，我三婶在烧火，一不小心，火从灶膛里面掉出来了，还引燃了灶门前堆积待用的干草。一时之间，烟火突起，算是一场不大不小的“事故”吧。我的奶奶镇定自若，一边用大水瓢从锅里舀了一瓢水，泼到了灶前的草上熄灭了火头，一面高声喊道：“日子过得火炭红！”不小心造成的小小失火“事故”，在奶奶充满禁忌智慧的呼喊之下，就变成“大吉大利”的话了！
我们村还有一个更会说“过年话”的“典型人物”（是我母亲多次说过的，因此印象深刻），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是渔民，大年除夕，儿媳妇失手把一摞饭碗掉在地上摔碎了。慌乱之中，儿媳妇冲口说了一句话：“坏了！打了！”这当然不吉利！最一般的接话应该是“岁岁平安”，也就是利用同音字转化，把“打碎”的“碎”改为“岁岁”而后续“平安”，这是尽人皆知的转化“套话”。而我们的这位乡亲，可是不落俗套的！老太太横了儿媳妇一眼，接口说道：“好了！你能打我就能腌！”儿媳妇有点笨，没有跟得上婆婆的思路，又带着自责的口吻说：“打了很多……”老太太大声压住儿媳妇的话头：“你放心！你能打多少，我就能给你腌起多少来！”老太太的话语，有一个巧妙的语义转化：儿媳妇说的“打了”是指“打了碗”，老太太接口的说法是转移为“打鱼”了。在那个年代，对于渔民来说，打上来的鱼一旦卖不出去就会腐臭，用盐腌制的话，就能得以保存较长时间，以利于出售，从而可以避免经济受损。老太太的机智，就在于用“腌”来转移“打碗”而成“打鱼”，把儿媳妇所说的不吉利话升格为渔民家庭的吉利话了。乡亲们都确信：这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打鱼赚了大钱，就是人家老太太在除夕之日会说“过年话”的缘故！
（三）“历代祖先神位”的故事
老家过春节时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祭祀祖先。在正房的正间摆设供桌，供桌内侧供奉的是“历代祖先神位”——我的老家称之为“影”或者是“老影”。已经去世的先人，各按世系与同辈排行，具名排列其上。其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族谱（从宗族文化的角度，应该称之为“挂谱”，有的地方称之为“家堂”）。除夕的上午就挂“影”，到正午时分就在“影”前上贡品上香，傍晚时去外面“请祖宗”回家。家里的老人们似乎都相信：历代先人的神灵都在“影”上，俯视后人享受贡品。在吃年夜饭之前，更要上香、“发纸”如仪。在供桌的前方，爷爷率先下跪磕头口中还要祷告什么。然后，我们一家人再跪倒在爷爷的身后，一起磕头。我小时候很不愿意磕头，爷爷专门嘱咐我的母亲“把他按倒磕头！”
我虚岁八岁那年，我们家分家了。爷爷奶奶和三叔同住旧宅老院，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到外面的“临街房”居住。当然，春节还是要回老宅去给长辈拜年的。
后来，文革来了，“破四旧”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各家各户上交“影”到由“造反派”控制的大队部，统一焚烧。我爷爷当然无法抗拒“革命大潮”，就把我们家辈辈流传的“影”上交焚毁了。文革前几年，各家的正间都只悬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谁家也不敢说祭祖的事情，当然也就都没有挂“影”的举动。某一年的春节前夕，爷爷突然到了我们家，对我母亲说：“老影被烧了，我对不住祖先，祖宗的神灵回家过年没有一个容身的地方。我偷偷地画了一张影，就在你们家里偷偷供养着吧。不要让别人看到。”于是，我们家就有了一份爷爷手工制作的特殊家谱“影”。过年时不敢挂在正间，就在东套间悄悄地摆了一个供桌，上面供奉着爷爷手笔写成的“影”，是爷爷用暗中保留多年的大红色的荧光纸制作的。没有画像，只有远祖两代以及距离我们最近的四代祖先的名讳，是爷爷背诵下来又复制的。首行是四个大字“奉先思孝”。当然，尺寸是被压缩了的，只有对开纸大小。从那年开始，在我们这个孤儿寡母的家庭里，在外人不会进入的东套间里就有了祭祀祖先的神秘一角！我三叔是工人，思想比较“革命”，我爷爷不敢对他说此事，所以在不被别人
但愿我写的这一部分内容，对研究当代史的朋友可以有点“史料价值”。本节的叙述内容涉及土改的过程，主要是从我的爷爷、奶奶、母亲断断续续的“说闲话”中听到的。我力求以客观、中立的文字表达。
（一）土改中老宅失而复得的缘由
我的原生家庭在当地是殷实家庭，有个家庭作坊，起了个很高大上的名号“太和成”。在我的老家东宋村一带，说到“太和家”，老一代人都知道，在三里五村算是“有一号”。至年，在山东根据地有一场社会影响很大的土改运动。据说，按照我们家的财富情况，本来是在两可之间：*策掌握严一点，可以被划定为“富农”（那就难免被批斗了）；*策掌握宽松一点，也可以被划定为“上中农”，也就不至于被批斗了。可是后来我们家还是被清算被批斗了，可能是两个原因导致了“在劫难逃”：其一，我爷爷孙辉章平时为人有点自恃家境富足和自以为精明，说话难免有些盛气凌人。特别是他得罪了几位村民，这几位村民也就是后来“贫农团”批斗他的积极分子。其二，我爷爷严重冒犯了住在我们村里的解放*里的一位连长。这一段的具体情况，我爷爷从来不在我面前提起，似乎是他要极力回避和掩饰的“不光面”的事吧？倒是我的母亲和在我们生产小队当过保管员的邻里长辈孙汉卿（我一直尊称他“大爷”）几次对我说起过。两位老人家的说法完全一致，都是带着对我爷爷某种嘲讽和调侃的语气来说这段“故事”的，大意如此：“你爷爷平时自以为伶牙俐齿，有点小聪明，到了关键时刻却不知道厉害，一句胡言乱语就让全家人跟着倒霉了。”据说是，一位解放*连长带着几位战士到我们家“借”木制的梯子。我们老宅的南屋是二层结构，有个质量很好的梯子，在农村是很少见到的好木梯（我在孩提时代，就时常与小伙伴在那个木梯上爬上爬下），我爷爷不舍得借给部队使用，怕人家“有借无还”，就说了一句特别“惹祸”的话：“我家里没有梯子，倒是有好多的‘土男女’。”这就惹祸了！因为，在我们老家的方言俚语中，这个“土男女”（我使用的是近音字，其实并不知道这三个字用的是否对）是指丧葬用品，也就是用泥巴和纸板、纸张等合成做出的人偶。在丧葬的不同场合使用，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放在棺木外面陪葬地下。我们家“太合成”商号经营的物品里面，此类丧葬用品占了很大的份额。所以我爷爷说家里有这类东西，倒也是事实。但是，这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用心恶*”！因为只有出现“死人”，才需要此类送葬物品。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与死神相距最近的*人其实是很忌讳说“死”的！所以，这位解放*连长勃然大怒，说：“好！你家不是有这些东西吗？我要！沿着你家门前一条街给我摆满了，明天就要！你拿不出来，看我怎样收拾你！”说罢，甩袖而去！我的爷爷这才明白过来：一句话出口，大祸临头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带有明显的暴力和报复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理解了。连长和村里的“贫农团”联系，很快就决定以全村批斗大会的规格，按照“恶霸”的罪名批斗了我的爷爷。批斗台上放置了一个长条凳，我爷爷被剥光了上衣，按倒并捆绑在长条凳上，丝毫动弹不得，也就躲闪不了。当时是隆冬季节，“贫农团”的批斗积极分子把皮鞭结了一长串的疙瘩，放在冰冷的水里面浸泡，然后狠狠地抽打我爷爷的后背。据说我爷爷被打得惨叫连天，哀嚎告饶，但是没有得到宽恕的回应。蘸水的皮鞭一次又一次地在空中翻飞，在皮肉之间撕咬。爷爷现场被打得昏死过去，苏醒过来再接着打，导致他后背的皮肤连同肌肉全部被打烂。后来，在得到“宽大处理”之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治疗。因为背部大面积皮肤和肌肉坏死，已经无法自愈，治疗是包括运用了“植皮”技术在内的。从爷爷自己的腿部分别取了多条皮肤移植到背部，其中还使用了部分鸡皮做移植的材料，才慢慢恢复起来。终于捡了一条命！
在爷爷被批斗的同时，我们家也被“内定”为“富农”而被“封门”清算了。在被“扫地出门”之后，全家人被临时安置到东北屋里面。这个东北屋原本是我们家放置柴草的地方，现在成了全家七八口人的寄身之所。房子位于全村的东北角，没有邻里依傍挡风，门窗的密封性也不好。寒风怒号，室内结冰，更兼没有锅灶，全家断粮，眼见得陷入了绝境。
当时，国共双方的战事紧张，解放*有扩*的现实需要，当时有个明确的说法：凡是被批斗家庭有青壮年参*，他的家庭就会得到宽恕，得以从轻发落。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为了挽救这个家庭免于毁灭，他挺身而出，自愿报名，当了解放*。于是，我父亲在完成了“披红戴花骑大马”的仪式后成为解放*行列中的一员。由于我父亲参*了，我们家成了“革命*人家属”，在村里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我爷爷被释放回家，还得到了救治；我们家的房屋全部被返还，其中就含有我上面所说的老宅。而且，我们家的“家庭成分”也下调了：由原来“内定”的“富农”改为“中农”。在那个特定的土改时期，被批斗家庭的子弟为了挽救家庭而参加解放*的，一定为数不少！因为在我的老家掖县（莱州）一带，流传着一个歇后语：“恶霸的儿子参*——假积极！”它所携带的时代信息，真是非常深刻而丰富！这个特殊的歇后语，一定是反映了某种当时所多见的社会现象，而不是某个家庭单独的境遇和选择。它在我这一辈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很流行的。现在，故乡的青少年都无从知晓了。这个已经消亡了的地域性的歇后语，从主题而言，是嘲讽与批判。对于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而言，即便你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投身于解放*的*营，每次参战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冲锋陷阵，却先要被打上“假积极”的特殊印记。这里面有歧视，更有耻辱。这是多大的不公正！我有时候反复设想：我的父亲就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之下、那样的歇后语的笼罩之下，投身*伍，他都承受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在那个革命风潮激荡的背景之下，父亲当解放*真的是救了我们这个家庭。从我本人而言，如果我是“富农”的子弟，此后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不可能获准读高中的！那么，我的命运会如何坎艰难，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了！
我把父亲从*后的情况概括如下：他在解放*的行列里累计八年，从地方*队调入主力*队，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等战争，居然没有一处负伤！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文化，提拔得很慢，八年征战，立过一次三等功，最高职务只是排长。和平时代降临了，部队领导征求意见：你是留在部队还是复员回老家？父亲的选择很明确：回家！“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他老人家在和平降临之后解甲归田了！在我们大队，他当了第5生产小队的队长，还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全村民兵连的连长。他时常和本村的人讲他的战争经历，说在朝鲜战场上救过宋时轮将*一条命！至于是确有其事，还是复员老兵有意吹牛，我对此不知真假。年，在大跃进兴修农田水利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掖县兴修刘家村水库的工程上马了。我父亲带本村的基干民兵组成的民工队去参加施工。施工现场爆破石头时，出现了哑炮，需要排除，有八年陷阵经历的父亲就挺身而出。可是，我的父亲刚刚到达爆破点，那个哑炮却突然爆炸！我的父亲，八年战火硝烟未受皮肉之伤，却在和平时代因公殉职于县级水库工地！什么是宿命？父亲的忌日是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我当时年仅五岁！我的母亲几近精神崩溃！
（二）一度寄身我家老宅的悲剧人物
我父亲刚刚入伍时，参加的是解放*地方部队，正式番号是“海防队”，驻防地点就在掖县虎头崖（也就是现在虎头崖镇得名由来之地），距离我们村只有五华里的路程。地方部队的*纪并不是特别严，加之附近村庄参*的新兵较多，我父亲时常得以回村回家。如此我父亲在村里的影响力也就逐渐增大了。值得叙述的一件事是，我父亲以“革命*人”的身份，把被批斗而无处容身的地主孙立门收留到我们的老宅里面了。
孙立门的家庭，在我们掖县是名列前茅的大地主，号称是“掖县城西第一大财主”。因为他们家的先人在晚清时考取过举人，所以在他们家门前，不光有一个广场，还有一对高高耸立的旗杆。这是科举功名的标志。在相对偏僻的农村，居然出了一位举人，当然是值得炫耀，也是可以博得乡邻尊重的盛事！因此，他们家就有了一个响亮的代号“旗杆里头”。他们家的房子是在我们东宋村的核心位置连成一大片的（当年的“东宋公社*府”就占用了他们家的一部分。公社的大礼堂就是“旗杆里头”原来的客厅，一直沿用到我上小学为止，那真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他们家宅院建筑群的气派之大，在全县境内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如果拿我家“太和成”的几套房子与“旗杆里头”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杆里头”的大家长是孙冠英（字伟堂），既是当年掖县全境的大富豪，也是著名的士绅和文化名流。孙冠英的绘画以花鸟见长，为当地收藏家所珍惜，故至今都有流传，其中莱州博物馆就收藏有多幅。应该说，孙冠英还是一位“有福气”的人。他在土改运动之前病故了，也就没有遭受批斗。他的后代则“在劫难逃”。孙冠英有六个儿子，多数在外地，留在东宋村的两个儿子都在土改中被批斗，全家被赶出家门。
其中孙冠英的第六子孙立门，在遭受批斗、无处容身之后，我父亲作为现役*人，以他独有的方式提供了帮助和庇护。我父亲对村干部说：“我是革命*人，可以把孙立门两口子安排在我们家里，方便监督改造。”村干部感觉有理，也就同意了。如此，孙立门夫妻就住到了我家老宅的东厢房，一住就是多年。至于我父亲为什么敢于出面“收留”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孙立门，街坊邻里的解释是：“孙洪善为人善良，愿意接济倒霉的人。”我们家里人也同意这个看法，但还有一点“内情”是外间所不知道的：孙立门的妻子，与我奶奶的娘家是同一个村庄——距离我们东宋村十二华里的冯家村，两人还是亲缘疏远的同宗姐妹。因此，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称呼孙立门的妻子为“三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孙立门夫妻幸得我父亲出面“接纳”才免于流离失所，自然对我父亲心存感激。我父亲对他们既有保护，也有开导。无人在场的时候，对他们说的是：“你们要认栽服输，这就是改朝换代。你们赶上了，就要自认倒霉，不要干出傻事来。”有村干部在场的时候，我父亲则以训斥的口气说他们：“好好接受劳动改造，争取宽大处理。”
孙立门夫妻没有亲生子女，他们收养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做闺女。在土改大批斗时，在“贫农团”干部的诱导之下，这位十多岁的女孩站出来揭发批判孙立门夫妻对她的欺凌和迫害，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父母与女儿，实际上是地主、地主婆和丫鬟，或者干脆就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并公开宣布与他们断绝关系。女孩的每次揭露与批判，都是批斗孙立门夫妻的高潮。批斗的口号，往往在这个环节最为高涨。孙立门的妻子曾经悄悄对我母亲说：“她撒谎！她丧了良心！”我母亲则赶紧说：“三姑，这话，可不敢说！”若干年之后，女孩长大成人，在出嫁前夜悄悄来到我们家，通过我的母亲要给养父母磕头，我母亲带着她到了东厢房窗前转达了她的心意。没有料到，里面传出的是决绝的话：“我们没有女儿！”孙立门夫妻坚决不开门。那位女孩就在院子里面，冲着东厢房的窗户跪下，实实在在地磕了三个响头，哭着掉头，逃离了我们家。稍后片刻，东厢房内也传出了孙立门夫妻两人的干嚎！我母亲也陪着大哭了一场！稍后几天，孙立门的妻子又对我母亲说：“我也想明白了，她离开了我们，可以少受点罪，不用跟着我们倒霉。也好。”
后来，阶级斗争的形势相对缓和了，孙立门的一个侄子被“过继”给他养老，他们夫妻才离开了我们家的老宅。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在我父亲因公殉职之后不久吧。
说到我对孙立门的印象，主要是60年代形成的。他当时已经是“老地主”了。他见到我总想对我笑，但是我对他总是有点惧怕和反感——似乎那个笑容背后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那是我多年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积累。我成年之后，才明白孙立门当年在苦难中“挤出来”的笑，确实是不正常的“强笑”，但其中含有他对我父亲的谢意。只是，我懂得人情世故时，太晚了，也就没有对他报以微笑，只是逃避。说到我对孙立门具体的记忆，有两件事难以忘记：其一，一直到我上小学为止，每到冬季下大雪，我们早上出门上学时，路上的雪都被扫净了。我们村的东部，是孙姓集中居住的区域，扫雪就是地主孙立门和另外一位“坏分子”孙某某负责的，这也是村里衡量他们“接受改造态度好坏”的一个指标。有几次我出门早，看到过他们二人拿着木锨和扫帚奋力扫雪的身影。有了他们的早起清扫，我们这批孩子上学走路时才平安无碍。但是在当时，我的心中并没有对他们有感激之情，似乎他们如此做就是理所应当。其二，在文革期间，他们夫妻二人被批斗的场景至今难忘。夫妻二人被押解上了批斗台，再被架上半米高的木凳，被强制弯腰，低头认罪。最惨的时候，是夫妻二人的脖子上各系一根草绳，草绳的两端拴上砖头……不难想见，脖子被草绳磨得红肿瘀血。台上台下的革命群众喊着“打到反动地主、地主婆！”的口号，震天动地。还有人喝问：“老六，你交代×××问题！”孙立门在战战兢兢中刚刚说了几句话，就被怒声打断：“老六，你又说错了！”于是他又稀里糊涂地接口：“我又说错了？……”其实，在满腔怒火的革命群众面前，老地主孙立门总是没有说对的时候。于是，又激起了更大的批判声浪！
再后来，孙立门在批斗加劳改式的强制劳作中悲凉地死去，相隔时日不久，他的妻子也在贫病交加之下死去。在她卧床之后，我母亲到她家去探望，她还心有不甘地问：“你说，这个世道就是这样了？”当时，我母亲不敢回答，又有谁敢回答？
他们夫妻二人，都没有活到*府给“地富反坏右”统一“摘帽”的那一天，就撒手人寰了。
在巨大的社会风潮席卷而下之时，个人的际遇甚至是生命，真是如同孤灯一盏，落叶一片！茫茫之中，谁是主宰？可有主宰？！
本文选自《国学茶座》总第21期，杜泽逊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年1月。
往期文章点击打开
〇方方：行云流水的武汉
〇徐小斌：往事琐忆
〇丰子恺：过年
〇金力：故乡的故事
〇钱理群：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
〇刘亮程：先父
〇徐贲：和文学作伴
〇范玮丽：回忆巫宁坤
守护民间记忆KeeptheMemoriesAlive
赐稿：chings
ali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