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年。关于这一年的地方史事，多种史籍记载如下。
大历六年，移鄮治于三江口。省翁山县。（董沛《明州系年录》卷二）
大历六年，迁鄮县治由小溪至三江口（今老市区）。撤翁山县，并其地入鄮县。（《宁波市志（）》大事记）
大历六年，因三江口“据江海之冲”，“为善后之备”，故县治由光溪镇迁至此。（《鄞县志（）》大事记）
唐代宗大历六年，废翁山县，明州仍为4县，但其时最值得注意的是鄮县治移到了三江口。（《宁波通史》史前至唐五代卷）[1]
由上，概括起来是两件事，一是鄮县官署由小溪（光溪镇）迁到了三江口，二是裁撤了翁山县（宋昌国县、今舟山市的前身）的建置。
（一）
既然是关于鄮县的迁治，便涉及到迁治前，鄮县官署究竟驻于何处的问题。对此，明清之际的高宇泰深感疑惑，他说——
代宗大历六年，海寇袁晁乱翁山及鄮，遂废翁山不治，而徙鄮于三江之口，即今府城也。予《沿革考》颇悉，止有未详者一：在武德八年废鄞州仍名鄮县之时，还治贸山乎？抑仍勾章旧治乎？在大历六年徙鄮县三江口之时，自贸山徙乎？自小溪徙乎？此难臆定矣。（高宇泰《敬止录》卷一）
目前的通论为大历六年前鄮县治在小溪。
但也有认为大历六年前鄮县治在阿育王山之西、鄮山之东，即今天的宝幢同谷，古鄮县署的驻地，如《宁波通史》。此说由吾乡现存最早的方志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张本。
明皇开元二十六年（），采访使齐澣始复奏请为州，以境内有四明山，故号州为明，而郡名奉化，属浙东观察使，首命秦舜昌为刺史。天宝元年（）改为余姚郡，肃宗乾元元年（）秋七月复为明州，仍兼浙东观察使。旧治鄮县，今阿育王山之西、鄮山之东，城郭遗址犹存。代宗大历六年（）三月海寇袁晁作乱于翁山，而鄮久弗能复，乃移治鄞。鄞，东取鄮城财三十里。领县五，曰鄞，曰奉化，曰慈溪，曰象山，曰翁山。是年翁山县废。（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一）
仔细研读以上这段文字就能明白，乾道志其实说的州治迁移问题嘛！它的意思是，明州在代宗大历六年“乃移治鄞”，而“鄞”，东距鄮城才三十里，显然，这指的是三江口，因为以今天的网络地图丈量，三江口离宝同村直线约16公里。这意味着，宁波最早的地方志说的是唐大历六年明州治迁到了三江口，而鄮县，一动也不动[2]。
接下来的南宋宝庆《四明志》也紧扣乾道志的题意，说：
旧志谓大历六年州始移治于此，未之考也。（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一）
看到没？——宁波最早的两部地方志讨论的都是明州治在大历六年的迁移问题，也就是说，不管鄮县治当时在小溪还是在鄮谷，南宋二志均未予理会，真正的问题是大历六年是否发生过州治迁移事情。乾道志认为是州治迁移了，而且是从鄮谷西迁三十里到三江口，而宝庆志则说此事存疑，州治迁没迁、从哪儿迁到哪儿，不确定——“未之考也”。
至此可知，大历六年根本没有鄮县治迁移的事，要有的话，也是关于明州治的是否迁移的问题。
（二）
与县治州治在大历六年是否有过迁移问题不同，现见各种地方史籍都一致认为该年翁山县被废，而且此事还见载于国史。
开元二十六年析置翁山县，大历六年省。（《新唐书》志第三十一·地理五）
不过，乾道志卷七却另有一条记载与卷一不同，它将翁山县被裁撤的年份记为了“大历八年（）”。
昌国县。本鄞县地，周环皆海，穷东一涯，而地不相属。唐开元二十六年与州同置，即翁山县是也。山在县东，乃徐偃王所居之地，旧址犹存。大历八年，海寇袁晁作乱，此邑遂废。（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七）
但也仅此而已。
废翁山县的原因，多被指与“海寇袁晁作乱”有关。对此，钱大昕在编纂清乾隆《鄞县志》中质疑道：
今考《通鉴》，代宗宝应元年（）十月袁晁陷明州，广德元年（）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又阅四年（）始改元大历，大历六年（）距晁就擒已逾十载矣。鄮为附郭之县，岂有久未能复之理。《图经》之言，殆非其实矣。（清乾隆《鄞县志》卷一）
当然，事件时间上的牵强附会，除了上引《新唐书》，成书于年的《太平寰宇记》说得更加有鼻子有眼：
废翁山县。唐开元时，与州同置。大历六年，因袁晁反于此县，遂废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
另外，地方史研究上还将袁晁的身份弄错：新旧唐书均指袁为“台州人”，但吾乡史籍则以“海寇”名之。
广德中，草贼袁晁起乱台州，连结郡县，积众二十万，尽有浙江之地。（《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
浙东贼袁晁反台州，建元宝胜，以建丑为正月，残剽州县。光弼遣麾下破其众于衢州。广德元年，遂禽晁，浙东平。（《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一）
这样看来，如果翁山县被废是因为袁晁作乱的缘故的话，那么，朝廷裁撤该县建置，就不在大历六年了。所以，《唐会要》说——
明州。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鄮县置，以秦昌舜为刺史。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县。慈溪以房琯为县令。翁山以王叔通为县令，广德元年（）三月四日因袁晁贼废。（《唐会要》卷七十一）
于是，吾乡地方史上言之凿凿的唐大历六年废翁山县一事，亦变成有两可之说的“公案”了。
（三）
那么，唐大历六年难道真的是宁波地方史上一个无关紧要的时点？
并非如此。
这一年，明州遭战乱荼*，被害惨痛。唐代宗李豫钦点京畿长安县令裴儆为明州刺史，千里赴任，“子物拯艰”，“殿于兹邦”。
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载，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敢肆虿*结乱瓯越，而句章（阙三字）之口战卒数万，皆由此之故。是郡罹灾逾苦，井邑焚爇，道骸积而不掩，生民仅有存者（阙二字）未完，其危犹未安。天子哀之，诏择可以子物拯艰者以镇卹之，乃命长安令河东裴儆殿于兹邦，诏书既下而罢，民欢煦若幼子之望慈父焉。（王密：《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德碣铭并序》，载《钦定全唐文》卷七九一）
对是碑撰年及裴儆究竟于何年赴任明州刺史，欧阳修曾由文中“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载”一语起始作过考证，但宥于将“海隅小寇”当作“宝应元年（）”的“台州贼袁晁”或大历八年（）的“广州哥舒晃”，终不得要领[3]。
倒是宝庆志直截了当地说：
裴儆。大历六年（）刺史，八年（）罢。王密撰纪德碣词曰：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载，海隅小寇结乱瓯越，句章罹灾逾苦，井邑焚爇，道骸积而不掩，生民仅有存者。天子哀之，乃命长安令河东裴儆殿兹邦，一年而惊逋复，田畴辟，茨塾兴，然后以礼义利物之教教之，三年俗为邹鲁，长幼各得其宜。碣词李阳冰书，字最奇古。建炎三年（）毁于兵。绍兴间（-）守仇悆得诸榛莽，重刻之。开禧间（-）守李景和又重刻。今在设厅[4]。按：袁晁陷明州以广德二年（）伏诛。唐兴一百四十二载，当乾元二年（），未有袁晁之乱也。考慈溪香山寺碑，裴儆为请寺额在大历八年，而崔殷记董孝子祠，亦是大历八年，则裴与崔乃以此年相授受。逆计之，裴当以大历六年到郡矣。四十二合作五十四，碣文重刻失其真也。（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一，国图南宋咸淳刻本）
所以，郁贤皓先生的大作《唐刺史考全编》亦将裴儆的明州刺史任期考定为大历六年至八年[5]。诚为确论。
由王密撰《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德碣铭并序》文中披露内容来看，裴儆抵任前，“瓯越、句章”一带确曾发生过海寇之乱。据欧阳修考证可知，这个“海隅小寇”并非袁晁，但显然，史佚其名，后世乃将之错认为袁晁。
又据该碑文，这海寇虽籍籍无名，但明州“罹灾逾苦，井邑焚爇，道骸积而不掩，生民仅有存者”，对地方的破坏真可谓创深痛剧。所以，大历六年，裴儆平海寇之乱后，上奏请废翁山县，就完全有可能。因为这个设了才33年（-）的岛县，连同这一次，至少已经有两次成为海贼作乱的策源地，——前一次为天宝二年起事的吴令光。
天宝三载（）二月。海贼吴令光等抄掠台、明，命河南尹裴敦复将兵讨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袁晁是台州人，因陆上作乱而废海上岛县，于理不通；因此，《唐会要》之“翁山县，……广德元年（）三月四日因袁晁贼废”记载的可信度不高。上引诸史籍均指是年省废翁山县，应该是对的，只是由于错将袁晁认作海寇，才造成了“公案”一桩。
（四）
海隅小寇破害明州，想必也包括捣毁官署。鄮县署当然不能幸免，但灾后就地重建即可；而明州署则有迁徙的需要。因此可以肯定，乾道志所谓的大历六年迁州治，就是由裴儆主事的。
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编撰是志时，为再度拜相的元和六年（）后，而此前他已著撰有《六代略》30卷，《十道图》10卷，《古今地名》3卷，《删水经》10卷，又录当代户赋兵籍为《元和国计薄》10卷。可见，李吉甫之撰郡县图志，并非只是他的职务行为，实在是他久已有志于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吉甫约在贞元八年至十年间（-）出为明州长史[6]。长史，名为刺史佐官，无实职。而李吉甫既为饱学之士，又到过明州，因此，至少元和志中的明州部分，毋庸置疑。
李吉甫任明州长史乃至编撰元和志时，正是在大历六年（）后、长庆元年（）前，亦即州城未建时，故而是志中的明州署位置正是建州城前的驻地。
值得注意的是，该志在“江南道二”说：
句章故城，在州西一里。
鄮县，上。大海在县东七十里。
奉化县，上。北至州六十里。
慈溪县，上。东南至州七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
这意思是说，明州署在“句章故城”以东一里处。它正是长庆元年明州建州城（今鼓楼址）前的州治所在地。
假如，元和志里的“句章故城”，就是指南宋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慈溪县志）所说的“古句章县”的话，那么，元和志所说的州城与慈溪县的距离为“七十里”就不可理解了，因为宝庆志说：“古句章县，在今县南十五里”。“七十里”与“十五里”之差，实在是不可忽略的。所以，元和志里的“句章故城”不可能是指东晋隆安五年（）前的古句章县治的驻地城山渡，而是指公元后句章县署的所在地，现在一般认为那是在小溪，今鄞江桥一带。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如果明州治在句章故城遗址小溪东一里的话，那么大历六年鄮县治迁到三江口后，元和志对鄮县与州城的距离应该有所表述，而且那时的州与各县的距离与长庆移城后的地志表述会有不同。但是成书于宋雍熙三年（）的《太平寰宇记》说：
奉化县，南六十里。九乡。
慈溪县，西北七十里。旧二十一乡，今十四乡。
定海县，东七十里。七乡。（《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
如此，则小溪曾为鄮县治与明州治驻地的观点，就显得没有文献依据了。而且，在元和志看来，明州一直与鄮县在一起，鄮县（包括后来的鄞县）是附郭县（或称“郭下县”），即使它俩的位置曾经发生过移动，其移动距离也可忽略不计，这是长庆元年（）明州移城后，太平记（）的州—县距离数据与元和志（）的同样数据完全相同的根本原因。
鄮县，上。郭下。本汉旧县也，属会稽郡。隋平陈，省人句章。武德八年再置，仍移理句章城，后属明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
这就是说，武德八年（）废鄞州后再置的大鄮县，治在“句章城”，亦即“句章故城”，由此可知，它既不是城山渡，也不是小溪镇，宁波考古专家认为它在海曙区老城的西门外[7]，而笔者认为元和志上的“句章故城”就在西门外的接官亭址[8]。
言归正传，——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大历六年裴儆将州署迁到“句章故城”的东一里处，具体地说就是现在的中山西路布*巷口北侧。布*巷址距鼓楼仅1.1公里，所以元和志—太平记上州县距离数据保持不变。
总之，乾道《四明图经》和宝庆《四明志》之所以讨论了大历六年州治的移动问题，说明历史上确有其事，而《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德碣铭并序》给出了州治迁移的理由及主事的官员，《元和郡县图志》则明确记载了裴儆所迁州署的具体位置（见图XXX）。
（五）
过去，在宁波地方史研究上对唐代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