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不是历史，但小说反映时代，其中不免有作家的某些经历或历史事件的渗入。我国古代小说中这类情况尤多，因此常常能给研究某些问题提供信息。
梅节先生据《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八回写安忱治河的一段文字推断《词话》的成书年代①，予人以启发。
《金瓶梅》一书写西门庆勾结官府，经商到致富，奢靡作乐。整个社会也是一片繁华富足，很少写到民生疾苦。
实际上明代的山东河患频仍，天灾人祸不断。安忱以水司郎中的身份衔命前来山东治河，是当时历史的反映。
小说中西门庆恭维这位新科进士“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这时，安忱有这样一段回答: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当)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北(圯)，南河南徒，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发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②
梅文据以判断《词话》的成书“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早于万历五年八月，可作定论”，甚至“还可推迟五年，定在在万历十年”。在目前《金瓶梅》成书的嘉靖说、隆庆(包括嘉隆、隆万)说、万历说的三种主张中，可知是赞成万历说的。
成书时间的确定，可以帮助作者问题的解决。但梅文的上述论断不无问题，，原因在于历史考察的失实。今愿承其余绪，作一点探讨。
《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
一、请注意“八府”的地域概念
《金瓶梅》里的安忱并非历史实有的人物，但明廷为了治河，历朝都委派过大小官员主持此事却是事实。
《金瓶梅》的题材是从《水浒》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中敷演出来的，所以常常把情节牵挂到宋朝的历史上去。“载运花石”是宋徽宗时的历史，是桩遭后代唾骂的事。
《金瓶梅》说由于载运花石而“毁闸折坝”，借安忱之口作了谴责。在明代“毁闸折坝”，却主要是黄河肆虐的天灾带来的恶果，翻一翻《明史》即明了。
如《明史·河渠志》所载的一位河道官员所说，“黄河……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③可以为证。
在明代的河工中亦有“公私困弊”的问题，这里暂不作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安忱所述的社会情况，确实是以某段历史为其背景的。
梅文注意了“南河南徙”的问题，但却把此处所说的“南河”定为“从泗州至清口这一段淮河”。
而“南徙”则“是指淮河原出清口东北经云梯关入海，改变为东南从运口到高堰倒灌运河和山阳及高宝诸湖”。这样一来，“南河南徙”造成的水患，就成为苏北淮河地区的问题了。细按安忱的话却并非如此。
安忱话中提到了“八府”。“八府”所指，(词话)本身已有交代，见于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
黄太尉驾临清河，“八府官”前来迎候。书中列出的“八府”是东昌府、东平府、兖州府、徐州府、济南府、青州府、登州府、莱州府。其中除徐州在洪武十四年已改为直隶州以外，包括了山东全部地方建制④。
徐州毗邻山东，在河患的问题上与山东息息相关，“八府”的范围实即整个山东。安忱所说的“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意在说山东地区所受河患之苦。
梅文“南河南徙”定在“淮安地区”，因此大大南移，出了山东地界，结果就成为南方邻省的淮河改道，倒灌更南面的里运河，而北方的山东人却遭了殃，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安忱明说“南河南徙”的结是“淤沙无水”，不是大水倒灌运河或浸漫陆地。由于史实的弄错，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
《明史》
二．“南河”与“南河南徙”的真象
“南河”指哪一条河，梅文列了三种解释:一指北运河的南段，即“由瓜(州)、仪(征)达淮安”的一段运河。
这虽然也是见诸史书的一种提法，但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运河，不可能存在这里所说的“南徙”的问题，显然不会是指运河。
梅文的第二种解义为“指南河郎署所管辖地区”，这本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解释，但又被当作运河而否定了。
作者着重于第三种解义，即把“南河”确定在从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的位置，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混乱。
“河”字一义，是从特指黄河的古义发展而来的。历朝史书涉及全国范围，每仍用此古义，所以我们应首先注意黄河的问题。
这里的“南河”也是指改道以后的一条黄河水道。据《大清一统志》:“元时河(按此即指黄河)经徐州与泗水合，至宿迁县南(按属古泗州)，又东经桃源县北，又经清河县南与淮水合。入淮处谓之清口(按本名泗口)，自徐城东北至此皆古泗水，为河(黄河)所夺也”⑤，所以这一段水流不属于淮河，而是黄河“夺泗入准”的一条水道。
在明代，它是黄河的一段，明代下游的黄河主干，是经过丰、沛、徐州至苏北的邳县、泗州而入淮再出海的一条水道。
《明史·河渠志》称:“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准，一合济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这是历史上黄河的一次大南徙。
此次南徙，开始于北宋熙宁年间。苏轼贬官徐州时有《河复》诗一首，前面的小序即记载了熙宁时黄河南侵的情况。小序说：
熙宁十年()秋，河决澶渊，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城门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
这是一次大改道的开始。十二世纪末，金明昌时改道完成。此后，“合泗入淮”的一条，就成了黄河的主流，和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流经济南，从渤海出海的一条黄河下游干道不同。黄河重所从北方出海的河道，已是晚清咸丰间再一次大改道的结果，此后，流经淮泗的一条河道，在近代地图上就被称为“废黄河”了。
此和明代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明代，流经徐州的黄河是正河，而北流的一条叫“故道”。所以在明清的历史上有“南河”和“北河”的对称。但在明中叶以前，北河并未绝流，冲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明史·河渠志》载:
自正统十三年()以来，河复故道，从黑洋山后经趋沙湾入海，但存小黄河从徐州出。随浚随塞，以是徐州以南不得饱水。
弘治十八年()又有记载:
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
这里把“南河”反称“故道”，因为对于明中叶的人来说.这条黄河干道，即从金明昌时代算起也已流了三百多年了。
大致说来，明朝从洪武开国到弘治时期，近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明朝的河患在于北决，即黄河冲入北流，河复故道，但故道实已淤阻，如此当必造成山东西北部的水灾，有时则是把运河的水带走，直接出海，阻断漕运。
如《明史》所说“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令“徐州以南不得饱水”，南河“徐、吕二洪遂浅涩”。
这一时期明朝治河的重点在北部张秋、沙湾的决口地带.直到弘治七年()负责河工的副都御史刘大夏分阶段大力整治。
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办法，才控制住这一北决的长期困扰明廷的问题。庆贺之余，张秋也从此奉敕改名为“安平镇"。
张秋、沙湾的决口虽有了控制，但河南上游仍常有决口的河水朝山东冲来，所以到弘治中期至嘉靖末，河患的重点南移到南北二流间的属于山东西部的三角地带，这是明代河患的第二个时期。
这一时期虽仍有北决，但已不如前期严重，同时也开始了黄河的南徙。其河患的特点是三角地带河水泛滥，浸漫河湖，泥沙淤填，如嘉靖六年的一次泛滥，造成“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不进”，漕运受到阻滞。
这一年，朝廷派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开始在昭阳湖东侧另开一条新河，以避黄河之害。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河重不如前期严重，在弘治至嘉靖初期能够“运舟通利者数十年”。
这时明廷的治河方针是一面“障河北徙”，一面“引水南流”，但北障南引的结果是加剧了黄河本已开始的南徙的进程。
南河南徙在弘治中已开始了。
据《河渠志》记载，开始是上游“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淮河”，出现了“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河道浅阻”的现象。
这是弘治十一年()的事。此后情况愈益严重，“自嘉靖六年()后，河流益南，其一由涡河直下长淮，而梁靖口、赵安寨二支各入清河，汇于新庄闸，遂灌里河……河淮既合，普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
所以才有梅文引天启《淮安府志》所谓“北河黄源入口”处的清口淤塞，形成“南河北超之势”。这是站在淮安的地理方位来称呼南北的，实际上这里的“北河”即是那条经过徐、沛的黄河干道，而这里的“南河”则指由“涡河直下长淮”、经过“南徒”形成的黄河新道。
“南河北超”是指由涡河入淮的河水流量超过了流经徐、沛的“正河”。
嘉靖十九年的一则记载是:“南河南徙，决野鸡冈(在河南睢县北)，由涡河经亳州入淮。”
此时，河水“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所以，从以上史料看，《金瓶梅》所说的“南河南徙”，是指明代弘治、嘉靖年间流经徐吕的黄河的改道，黄河下游的干道向山东以南的安徽、苏北转移。
此后，明代治河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淮安地区。但已是隆庆至明末的七十余年的事，进入了明代代河患的第三个时期。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所描述的黄河水患，正是明代河患第二个时期的嘉靖年间，山东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
《大清一统志》
三、“新河”的开凿和得名的时间
明代在治理黄河，沟通漕运的过程中，开掘了许多新河渠，其著于史书而较重要的，可举出以下几条:
一、在张秋、沙湾地带的一条
《河渠一》：“（景泰四年)五月，大雷雨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运尽阻。帝复命璞(工部尚书石璞)往，开凿一河，长三里，以避决口，上下通运河，而亦筑坝截之，令新河、运河俱可通舟。
二、分别在张秋和河南境内的二条
《河渠一》:弘治七年十二月副都御史刘大夏奉命治河，“即(张秋)决口西南开(越)河三里许，使粮运可济……又浚孙家渡口，别凿新河七十余里，导使南行，由中牟、颖川东入淮。”
三、山东昭阳湖东岸一条
开凿这条新河的建议，最早是由左都御史胡世宁于嘉靖七年()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明中期处于北流故道(北河)和正河(南河)之间山东地区长期水患的问题。
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和许多河道官员的赞同。当即由总督河道右都御史盛应期负责此项工程。挖掘时间，“会旱灾修省，言者请罢新河之役。”
当时没有完工，直至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
奉命治河的工部尚书兼理河漕的朱衡力主继续开掘这条新河。经过了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
《河渠三》记载说:“隆庆元年()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新河自留城西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硃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
但据《朱衡传》的记载全长则为里，这一测量可能比较精确。简单地说，新旧两河、以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为界，旧河在湖西，新河在湖东高阜地带，可免西来水患。这条运道，一直通行到清成丰年间黄河再次大改道。
四、三里沟新河:
《河集一》:“三里沟新河者，督清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嘉靖三十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位置在淮泗交会处。
五、自邳县之泇口至宿迁的“通济新河”
隆庆以后，南河南徙的结果，漕运的主要障碍也南移。运河、黄河“合泗入淮”的一段，成了治理的重点河段。
史书的说法是“清河至茶城，则黄河即运河也”。所以常常发生河决泛滥、漕运受阻的问题。治理过程中，一种主张是高筑两堤“防河之出”(防止河水决口)。
但这种办法虽经实践而未有根本成效，于是采纳了另一种“改浚一河以为漕计”的主张。经过努力，终于挖出了这条通济新河。“(天启)五年四月工成。运道从新河(通行)，无刘口、磨儿庄诸险之患。”全长57里。
以上排列，反映了一个时间顺序，代表明代治河的重点逐渐向南推移的趋势，《金瓶梅》时常提到有个“新河口”的地方。
“出郊五十里，到了新河口”(第49回)，在清河县南，可以从这里乘舟入运河。西门庆接送官员，夥计们下江南采办货物，都是从这里起程的。
这个新河口，靠近张秋和沙湾，应是早期开凿的河道。它虽是文学描写，但与现实基本符合。
以上还告诉我们，明代与漕运有关而开凿的新河不止于昭阳湖东的一条，要判断《金瓶梅》所写的属于哪条，需作必要的论证。
首先确定，它应是属于“八府”地区的三条，其中长度最长，沿河有许多城镇闸坝，可以按《金瓶梅》的说法，用“新河一带”来表述的，只有嘉靖七年盛应期开凿的一条。
此外，可以确证《金瓶梅》所说的是这一条新河，安忱的话，本身也提供了内证。
读者注意到他举到运河一线的许多城镇闸口，连南旺、沽头也提及了，却没有一处是属于全长一百九十余里的新河沿线的城镇，如南阳、鲁桥、夏镇、留城等，因为它以“新河一带”一笔带过了。此可证“新河”指的就是这段运河。
《金瓶梅词话》
四、安忱治河所反映的
年代向题
朱衡续开新河竣工在隆庆元年()。从盛应期开凿，到隆庆元年竣工.前后迁延了三十九年，那么，《金瓶梅》里提到这条“新河”，所反映的事件，应属于哪段时间呢?是不是必定要等新河竣工，即隆庆元年以后呢?
因为盛应期于嘉靖七年开凿新河，工程浩大，牵动了山东各州府的人力物力，当时已被称为“新河之役”。
虽然“工未及半”而停止，但新河及闸坝等水利设施，应已具雏形。直至三十余年后，朱衡于嘉靖四十四年前来为治河而视察的时候、发现“旧渠成陆”，但“故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故迹尚在”，为了省工省力，所以才决定采取继续开凿原来那条新河的方案。
所以，一条长达一百数十里的“新河”与“新河一带"的地理概念，在朱衡重新动工以前必定已经产生了，而且安忱对西门庆所说的那段话本身也已提供了证明。
他说“新河一带”的阐坝，与前面所举的瓜州、南旺、沽头等地的水利设施一样。“皆毁坏废圯”。
兼之“南河南徙，淤沙无水”，这是盛应期所开新河旧有工程长期废弃搁置以后的现象，而朱衡续开此项工程，又“引鲇鱼、薛沙堵水入新渠，筑马家桥堤以遏飞云桥决口”，“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阳。”⑥
新河凿成，“漕运乃大通”。隆庆时的这种情况不符合《金瓶梅》描写。《金瓶梅》反映的是嘉靖年间的事。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安忱一番话所捕写的是“南河南徒”以后，山东西部地区的干早现象。
查《明史》山东虽然历遵河患，但自己至嘉靖初，还是有数十年运河畅通的时期，但南河南徒的趋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此可以嘉靖十三年都御史朱裳的话为代表。
他有条陈说:“河出鱼台，虽借以利漕，然未有数十年不变者也。一且他徙，则徐、沛必涸。宜大浚山东诸泉以汇于汶河，则徐、沛之渠不患干涸”。
但实际上这一后果当时已经显现出来了。接朱裳之任的总河副都御史刘天和就说得更直接，他说:“黄河自鱼、沛入漕河，运道通利者数十年，面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今黄河即改冲，利去而害独存，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余里之淤塞。”
这是黄河南徙后，利去而害存的转变。所说的“废坏闸座”等等，几与《金瓶梅》里安忱的话完全相同。
从此，山东的治河方针也有所调整，从防河之溢改为引水灌河。具体有三大措施:
一、首先是停止筑堤坝等防河外溢的措施。刘天和说:“鲁桥至沛县东堤，旧议筑石以御横流，今黄河既南徙，可不必筑。”
二、引黄河上游的水流回到北部原来的河水干道(南河)。嘉靖十六年冬总河副都御史于湛建议开“诸口上流四十里……入旧黄河(南河)，截涡河水入河(也指南河)济洪(指徐、吕二洪)。”嘉靖十八年又有人提出从另一条路线“且灌徐、吕”的办法。
三、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有人提出了“浚山东诸泉以济运”的办法。
嘉靖十九年，“淤沙无水”的情况更为严重。“黄河南徒，决野鸡冈，由涡河经毫州入淮，旧河口俱塞……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二洪干涸。当时督理河漕的王以旗还说昭阳湖(按应即为《金瓶梅)所说的“新河一带”）竟也“淤成高地，大非国初设湖之意”。
他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黄河南徙，旧闸口俱塞，惟孙继一口独存。导河出徐州小浮桥，下徐、吕二洪，此济运之大者。”
黄河南徙在山东造成的上述灾害，一直延续到嘉靖二十一年，此后二十二至二十五年缺乏记载。大约属平年，无重大水旱灾害。二十六年以后大变，重又发生“河决曹县”，“河决徐州”，以至四十四年发生沛县大决口，“散漫湖坡，达于徐州，浩渺无际”的现象。大河由干涸重新出现决口和泛滥，不符合《金瓶梅》所说的情况，所以可以排除嘉靖二十一年以后的一段时期。
“河变极矣”，固然是黄河本身的特点，但也与这几年治河时着重引河北流不无关系。
从山东已有一条未竣工的“新河”后的嘉靖十三年()至二十一年()，这正是《金瓶梅》六十八回安忱治河所反映的一段历史真实。九年中山东的情况和黄河的特点，与小说的描写完全吻合。
明代大臣朱衡
五、对《金瓶梅》的成书
与作者的推断
安忱治河反映的历史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由成书的上限，则应在盛应期开考新河，山东有了“新河”这一地理概念，也即嘉靖七年()以后，其成书的下限，我们也可以推定在嘉靖四十四年()，新河重新动工以前。
《金瓶梅》写安忱治河对山东河患的描述很真切，不是亲历其境难有如此感受，而且感慨万端，这是河患久治无效的反映。但安忱这个人物写得很特别，细心的读者必定发现，这个人不仅虎头蛇尾，而且红脸变成了白脸。
他奉朝廷圣命前来治河，向西门庆慷慨陈辞，说到“公私困弊之极”时颇带愤激。
说到“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似乎很同情百姓，后面发出“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的感慨，流露了他对积弊之深的不满。
联系到前面，写他身中鼎甲，只因无辜受谗，使他丢了到手的状元，感到此人胸有才识，尚存正义。
他仕途受挫，又令人同情。此次奉命来山东，正如西门庆所说:“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
他本应不辱使命，从小说来说，作者对他此任的结果，也应有个具体交代才合乎情理.遗憾的是没有，遍寻此后的章节，只是在第七十回“西门庆工完升级”一节，皇帝下的“奉迎神运”的诏书中敷行了几句，但也只是提到对于受“公私困弊”之扰的百姓要加以抚慰，“所毁闸坝”，着令“修理”之类，实际等于什么都还没有做。
读者期待了解的问题:安忱是怎样解决“南河南徙”以后，山东大面积千涸缺水的问题的?又，漕运是否通畅?
这些，小说却都未作交代。本来应庆祝河工告成，却变作一纸“奉迎神运”的奖励。
安忱的名字列在太师太尉等一大串官员之后，略附骥尾，着升一级。而这位升了一级的朝廷命官，却一为西门庆的座上常客，类似清客帮闲，无所事事，情节有头无属，物性格的发展缺乏内在的逻辑的合理性，这简直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问题。
《词话》本确实存在许多语言和艺术上的缺憾，但像这样大的粗疏，似乎还有另一层原因。笔者怀疑，这一情节上的纸漏，似乎与成书的时间不无关系。
前面，笔者给《金瓶梅》的创作推定在嘉靖七年至嘉靖四十四年间的三十七年内，但一部小说的写作其实不会迁延如许时日。以其最合适的时间，当为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即安忱所说山东的那种全面的河患行将结束时开始动笔。
约十年后辍笔。以“嘉靖说”中最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