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明崇祯年间的“登莱之乱”，是胶东历史上的大事件，此前我们也曾多次发文介绍。不过，以往的文章，主要描述的是两座府城——登州府城和莱州府城的战事。而实际上，在整个“登莱之乱”期间，胶东不少其他州县也遭受战火涂炭，当时隶属登州府辖下的黄县，就曾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城池攻防战。
黄县之战的爆发，与其战略区位紧密相关。从地理位置来看，黄县位于登州府附郭县蓬莱之西，与后者唇齿相依，且是登莱官道上的重要节点。黄县若在明军手中，则叛军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在登州府城一隅，其影响大大降低。而若陷入敌手，则半岛北部门户洞开，叛军可长驱至莱州城下，进而窥视胶莱河以西。
正因为于此，在崇祯五年正月初二孔有德叛军攻陷登州府城之后，交战双方就各自调兵遣将，准备争夺黄县，战事一触即发。
明军方面，由于登莱巡抚孙元化刚刚被俘，替代者尚未到任，时任山东巡抚的余大成就成为地方军政的主要负责人。
在史书当中，余大成所获的评价并不高（“不知兵”），他在孔有德叛乱之初的剿抚不定、举措乖张，也是导致局势恶化的因素之一。不过，即便再昏聩怯弱，这时也能看出事态的严重性。在获悉登州失守的消息之后，身在莱州的余大成决定增强黄县的防御力量，试图将叛军阻击于此。
根据《登州府志》的记载，当时余大成派往黄县增援的将领主要是莱州营参将张奇功和王徐寨守备熊奋渭。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掖县志》的说法，当时张奇功的任期将满，倘若官场老油条遇到这种情况，多半会以此推脱，但张奇功颇有忠肝义胆，他主动请缨，率军赶赴前线。
张奇功和熊奋渭此行共带多少兵力？史志中并无详细记载，参考后期莱州保卫战的兵力（正规军约五六千人），增援黄县的明军恐怕最多也就是千余规模。而黄县城中本身的正规军可以忽略不计（明清普通州县驻军很少，若有战事，一般要临时从平民中征调壮丁帮助守城，壮丁人数虽多，但未经操练，战斗力相当有限），也就是说，这支从莱州来的援军，应即守卫黄县的主要力量。
叛军方面，孔有德在吴桥兵变时的数百人马，经过一路裹挟以及登州城中的内应补充，规模早已扩至万人以上，并且又装备了红夷大炮等火器。在双方实力对比上，叛军显然占据了优势。
不过，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黄县城中的军民并未胆怯。当年正月十一日，叛军从登州杀至此处时，张奇功和黄县知县吴世扬等人，也已在城头摆好阵势了。
现在一提到黄县（龙口市），很多人就会想到“经济强县”这个概念。黄县自古富庶诚然不假，但其城池规模却难以称大。
根据清代《黄县志》的记载，明末时的黄县城墙周长八百四十二丈（五里半多）、高三丈二尺，有一千两百零六个墙垛、四座城门。城外的护城河宽二丈四尺、深八尺。
乍得一看，这个数据给人的感觉还算可以。但跟登州城（周九里，高三丈五尺）相对比，就可以看出明显差距。实际上，在当时的登莱二府区域，黄县城的规模只能算是中等。
城不坚，兵不多，火器不足，正是在这种被动局面下，张奇功等明军将领开始了这场守城战。而最终结果，其实也早已注定了。
关于战斗的经过，《黄县志》载：
“崇祯五年叛贼孔有德兵变，正月二日，郡城失守，乡民惊慌逃避。正月十一日，围城四面，矢射如雨。兵民御敌一昼夜，至十二日辰刻，不支，城陷。”
而《登州府志》的说法略有出入，称“黄县力拒两昼夜，十三日城陷”。考虑到《黄县志》更接近于第一手资料，笔者个人倾向于它的说法。
黄县陷落之后，包括张奇功、吴世扬、熊奋渭等在内的大量文武官员都身死殉难（普通百姓也多遭屠戮，“士女被磔、自刭、投缳、溺井者无算”，惨况难言），其中以张奇功的事迹尤为壮烈。
这段细节在《掖县志》中有记载，志称：
“贼攻黄，奇功死守，不能下。贼突入，兵民多溃。奇功奋臂大呼，持刀杀贼十数人。力竭，贼肢解之。”
也就是说，在叛军攻入城中之后，张奇功也坚持奋战，先后杀敌十多人，令对方恼羞成怒。最终，在张奇功用尽力气的情况下，叛军将他肢解杀害以示泄愤。这一壮烈举动，不禁让人联想到莱州知府朱万年的事迹。而待到“登莱之乱”平定后，明廷在追恤忠臣时，也没有忘记张奇功，给予他相应的封赠。
古人讲究“天人感应”之说，大灾来临之际，通常天有异象。按照《黄县志》中的记载，城陷当日，就遇到了一个坏天气：
“崇祯五年正月十二日，积雪数尺，风吹天黯，日色惨白无光，是日城陷。”
而在此时，“黯淡无光”的不仅是黄县的天气，还有整个登莱战局。此战过后，半岛北路门户已开，叛军直犯招远、莱州。这也意味着战事从“登州一隅的兵变”，扩大为“影响山东全局的叛乱”。接下来的进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那就是轰轰烈烈的“莱州保卫战”。（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