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一期的胶东历史沙盘推演，介绍的是清军攻打于七之战，这一期要复盘的战事，则是明军平定孔有德“登莱之乱”的过程。在古代，胶东半岛偏于一隅，大的战事数量不多，明末清初是一个集中期，以上两场战事，均发生于这一时间段内。）
1、导火索
明崇祯四年八月，关外的大凌河之战爆发，皇太极率领后金主力围困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告急。明廷随即调兵遣将，准备增援。
增援有梯次之分，关宁（山海关、宁远）距离大凌河较近，率先派出援兵，但未能解围。于是，明廷开始从较远的地方征调兵力。驻骅山东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在接到朝廷调令之后，决定派遣麾下的游击将军孔有德率领军增援。
孔有德原系皮岛守将毛文龙部将。皮岛孤悬海外，明廷难以有效掌控，只能以高官厚饷羁縻。毛文龙的部属，私人军队性质浓厚，多数士卒只知有大帅（毛文龙），不知有朝廷。多年之后，孔有德以清朝定南王的身份攻取桂林，俘获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时，曾被后者痛骂为“毛文龙家提溺器奴”，其与毛文龙之人身依附关系，可见一斑。
私兵的性质，养成了跋扈的习气。即便是在崇祯二年毛文龙被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斩首之后，其部下虽然人心惶惶，但跋扈本性不改。孙元化此前曾在辽东任职多年，认为辽人可用，因此在就任登莱巡抚之后，很快将流落登州的皮岛旧部毛承禄、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提拔为登州驻军的将领，为后来的“登莱之乱”埋下了伏笔。
以皮岛旧部为代表的辽人，在登州意常怏怏，颇有“寄人篱下”之感。虽然正史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但蓬莱民间有个传说，孔有德当年一度曾给登州大户人家放羊，受到鞭打之后一直存心报复，最终酿成“登莱之乱”。
放羊之说不可信，但辽人与当地人的“土客矛盾”，的确是“登莱之乱”的导火索之一。
崇祯四年十一月，在朝廷和孙元化的催促下，孔有德一行，才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整装出发。
从山东登州到辽西的大凌河，走陆路基本就是环渤海转半圈。孔有德所部刚走出山东，到达直隶的吴桥县（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时，这支军心不稳的队伍就出现了状况。
路过吴桥时，遭逢雨雪天气，孔有德所部粮草不济，士卒满腹怨气。有位小卒偷吃一位王姓大户的鸡，结果对方找到孔有德“怒诉”。此时的孔有德还颇为“正派”，将偷鸡的小卒鞭笞了一番。没想到，正是这次“吃鸡事件”，成为了“登莱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2、叛军回攻
二十多年后，清朝定南王孔有德被南明的李定国部围困在桂林，兵败将死之际，他发出感叹，大概意思是：并非一心做贼，误入军中，身不由己。
在吴桥兵变之初，孔有德的确多少存在“身不由己”的状况。根据登州府志的记载，鞭笞偷鸡小卒之后，全军哗然。他们多数人是为吃粮而当兵，普遍心态是“我们为朝廷卖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吃你几只鸡怎么了？”在这种情况下，先前被孙元化派去买马但亏空的李九成，利用士卒的怨气，“劫孔有德叛乱”。
关于叛乱之初，孔有德军队的人数，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有的称七百人，有的称三千众，总之，兵力并不强大。但一来，叛军背水一战，有恃无恐，且久经战阵；二来，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态度游移，主张采用安抚政策，并未全力围剿，使得这支人数不多的叛军一路上接连攻陷临邑、新城等数座城池，大摇大摆回到登州，并且形成围攻之势。
每次读史至此处，颇令人难思其解。孔有德叛军起初不过数千，而登州城内兵力保守估计过万，以数千之兵力，为何能围攻万人防御之府城？推测之下，很有可能是明末民不聊生，叛军自吴桥返回登州途中，一路裹挟饥民，使得人数快速膨胀，与登州守军旗鼓相当，而气焰正盛，因此能以少围众。
3、登州陷落
莱州、登州两府，就规模（人口钱粮）而言，在明朝中前期，莱州更大。但在明朝末年，随着登莱巡抚的设立，登州的政治军事地位陡然提升，并且发往辽东的粮饷和货物都在此转运，因此登州一时之间，成为整个山东颇为亮眼的一座府城，史称“登之繁富，遂甲六郡”（山东当时总共只有六个府）。
但在整个“登莱之乱”过程中，登州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而莱州则战斗英勇，以至于此后胶东半岛流传这样一句话：“纸糊的登州，铁打的莱州”。
登莱巡抚孙元化事后被明朝论罪问斩，他在此次战乱中的表现，的确很不称职，一直以招抚政策为主，直至兵败被俘。
崇祯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孔有德叛军进逼登州城下，登州守军出战数次，皆不利。如果全力防守，叛军短时间内亦难有进展。可惜，登州城内的辽人都人心思变，孔有德派小分队潜入城中放火，留在城内的耿仲明等人很快发难，响应叛军，于是在崇祯五年正月初三，登州陷落，距离叛军攻城，前后仅十余天。
登州陷落之后，城中百姓也遭到涂炭，死者众多，在《蓬莱县志》中记载了大量忠于明朝的殉节者，其中以世袭登州卫军户居多，如金姓指挥使，城破后杀身成仁，耿仲明平时与他交好，为其收殓；又如蒋姓指挥佥事一门数人，都死于此战，蒋姓原为登州城内大姓，至此逐渐式微。还有很多登州望族，为躲避战祸，纷纷迁居乡下。后来，明军虽然收复登州，但登州城元气已伤，清代数百年中未能恢复，城市规模始终有限。
4、孔有德的布局
孔有德叛军攻占登州之后，有四种进军路线选择。
登州位于胶东半岛北海岸线的中段，东可至福山、宁海、文登，北渡海可至旅顺，西向经黄县、招远可至莱州再入山东内地，南翻山则入栖霞境内。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西向攻莱州，据胶莱河天险而守之，进可威胁山东内地，退可划河自守，割据胶东而称王，为上策；东向、南向收取登州属县，积累兵马粮饷，以逸待劳，等待明军来攻，为中策；放弃登州，舍弃辎重，北渡海至辽东，虽然可以避免明军征讨，但好不容易得到的登州钱粮，不战而拱手让人，且后金方面态度不明，容易骑虎难下，因此为下策。
从行军路线来看，孔有德以主力向西进逼莱州，以偏师进攻福山，在战败之后，弃登州而渡海北上，似乎是上中下三策并举。
据登州府志记载，叛军率先派军攻打黄县，黄县距离登州府城近在咫尺，城小兵弱，抵抗两昼夜之后陷落。黄县陷落，招远闻讯投降，叛军不到半个月之内，连下三城，气焰颇为嚣张。
不过，幸好在东面的福山方向，叛军进攻不利，未能攻下县城，使得胶东半岛东部的人力物力未被叛军所用。客观上，削弱了叛军的实力。
就战略意图来看，虽然孔有德最后北渡海投降后金，但他最初的打算，应该是仿效毛文龙割据皮岛一般，划胶莱河为界，以胶东为地盘，做一军阀而已。向西进攻莱州，一来是为了控制进入胶东的通道，以此自保，二来是向明廷施加压力，增加谈判筹码。不过，当时明朝实力尚存，又迫于言官尤其是胶东籍言官的谏诤，最终下定主意，弃抚而剿。
5、莱州攻防
崇祯五年二月初三，叛军攻至莱州城下。
当时的莱州城内，虽然有山东巡抚和新任登莱巡抚两位封疆大吏坐镇，但莱州军储不如登州，叛军又接连取胜，气焰正盛。攻守之势，相比之前的登州，压力更大。
当时明军精锐都在边塞，前来增援莱州的军队，大多从山东内地调来，战斗力有限，意志力亦不足。多位副将、总兵率领部署在昌邑逡巡，不敢渡胶莱河而撄叛军之锋。
东线福山方向和北线旅顺、天津方向，明军都组织过进攻，但均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所幸的是，莱州城内，军民齐心抵抗，叛军始终未能攻下城池，为明廷调遣精锐赢得了时间。
半年之后的崇祯五年七月，久攻不下的叛军使出诈降的诡计，将新任登莱巡抚谢琏和莱州知府朱万年骗出城外软禁起来。两人不屈，朱万年在莱州城外就被叛军所杀，谢琏被送到登州府之后，亦被李九成所杀。
朱万年殉难之日，恰好为七月初七，为纪念这位铁骨铮铮的知府，莱州府形成了“七月初七初六过”的民俗，延续至今。
6、关宁铁骑
孔有德叛军在此前连战连捷，气焰嚣张，曾声称：“虽关宁铁骑至，能奈我何？”
一语成谶。连续丧师失地之后，明廷下令，从防御后金的前线抽调关宁铁骑，开往山东平叛。
这支关宁铁骑不过四千八百人，兵力虽然不多，但都身经百战，战力十足。值得一提的是，在援军当中，还有吴襄吴三桂父子的身影，后来叱咤风云的吴三桂，当时只不过是一位年轻的偏裨而已。
崇祯五年八月，前来增援的关宁铁骑进至莱州沙河，与孔有德叛军遭遇。一场大战下来，叛军大败。援军从沙河追至莱州城下，叛军连夜拔营撤走，长达半年多的莱州之围遂解。
援军乘胜东进，很快收复招远。当月底，援军进至黄县北马，叛军号称十万之众，在松林中设伏，围攻关宁军。关宁军奋力拼杀，再次击败叛军。北马大捷之后，叛军夺气，逃回登州城内，开始被明军围困。
7、渡海而逃
此一时彼一时，叛军被困在登州城内之后，当初向北渡海的下策，在新的形势下，也成为上策。
崇祯五年十一月，叛军首领李九成（叛军攻克登州城后，推举李九成为首，孔有德次之，耿仲明又次之）出战，被明军斩杀。在此之后，孔有德等人已无战意，筹划渡海北逃。
从登州到后金控制的辽东区域，中途需经过长山列岛和旅顺。为防止叛军逃窜，旅顺守将黄龙先后派兵加强隍城岛和旅顺口等地防御。崇祯六年二月，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禄等人相继乘船渡海北逃，中途遭到黄龙所部拦截，伤亡颇众，毛承禄等人被斩。孔有德、耿仲明登岸后，投降后金，随后，广鹿岛守将尚可喜也投降。此三人，也成为清朝入关后的“三顺王”。
孔有德逃走后，余部在登州城内仍负隅顽抗，登州府志记载，最后有一部分叛军退入蓬莱阁内，官军树起招降旗帜之后，才有部分人放下武器，除此之外，自缢及投海而死者甚众。
至此，历时一年有余的“登莱之乱”落下帷幕。
8、结语
单纯就战争烈度而言，明军平定“登莱之乱”的过程，或许规模不如明末清初其他战事。但其影响，颇为深渊。
在此之前，明朝构建海陆两大防线对抗后金，关宁防线抵挡后金正面进攻，登莱及辽东海上防线，威胁对手背后。“登莱之乱”后，明军虽然收复胶东失地，但元气大伤，登州作为辽东前线的后勤基地的作用大大降低，此后数年，辽东诸岛相继失陷，海上防线基本瓦解。消除后顾之忧的后金，可以集中全力，从正面进攻关宁，这也为崇祯后期松锦大战的结局又埋下了伏笔。
此外，孔有德叛军投降时，携带了大量的西式火炮，大大提升了后金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改变了其原本不擅攻坚的状况。再者，孔有德率领成建制的汉族军队投降，也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投降潮，此前投降者，大多实力有限，尚未形成风气。而此后数十年间，统领大军而归顺清朝者，比比皆是。
从以上意义来看，“登莱之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末清初的历史走向。